交大最美播音员！“当我接受这个任务时，就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她曾是交大“九头鸟”的播音员

“当我接受这个任务时，

就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她曾是地下学联秘密接头的送报员

“其实每次去送报都随时面临险境，

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

她，就是交通大学1947级化学系校友

魏  瑚

魏瑚（1930-2013），江苏宜兴人

1947年10月考入交通大学化学系

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交大从来就是门槛很高的”

我是1947年10月到交大报到的。高年级的同学不仅很周到地安排我们住宿，还热情地把已经读过的原版教材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

交通大学1947年度化学系新生入学名册（左2列为魏瑚）

在教学课业方面，交大从来就是门槛很高的。我不久就明显感觉自己的英文水平不足，也开始感觉读书有点吃力了。读大学之前，读书上课对我来说还算轻松容易，老师一边讲课，我就已经在做他布置的课外习题了，老师课上完，我大部分的习题都做完了；进交大后就不一样了，没这么轻松了。即使我努力去听，有时候也不一定完全明白，下课后还必须花很多时间精力去补习。幸亏我在中学阶段的数理底子不错，经过努力，总算没有掉队，成绩在班上算中等。现在想来，我进交大后感到功课吃力，一方面是学校本身起点高、要求严 ，另一方面是我把精力与重点转移到地下革命工作上了。

1948年5月，交通大学校门口场景

信仰是如何炼成的？

在入交大之前，我从来没接触过政治，思想单纯，社会关系简单。但一到交大后，热潮沸腾的政治学习与学生运动把我深深感染了，促使我很快转变为初具政治觉悟、积极参与民主爱国活动的革命青年。那么，我的转变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参加进步学生社团——“山茶社”

“山茶社”是当时交大有名的进步学生社团。我是第一次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就坐那儿听别的同学讨论时事。他们会谈很多对时局的见解与感想，我佩服又羡慕。我还跟着他们一起学习唱歌，当时主要唱跟“红五月”有关的歌，另外还有抗日歌曲、民歌、外文歌，比如“月儿弯弯照九州”、用英文唱“友谊天长地久”、意大利的圆舞曲等等。那次歌舞交流活动虽然参加的人数不多，只有二三十个人，但给我的印象比较深。我感到在那个团体里面非常温暖，大家关注社会、关心国家，引吭高歌，热心沸腾。不久，我正式进入“山茶社”。

1948年交大“山茶社”组织团体集会活动登记表

作为“山茶社”的成员，我参加了1948年5月4日上海全市大中学生15000多人为纪念五四运动在交大举行的营火晚会，我主要任务就是在正式开会之前负责“大家唱、大家跳”活动，还带来访者看校园里的大字报与漫画。“山茶社”成员演出了各种充满爱国热情的秧歌舞与短剧，带动了大家高昂的情绪。

沉浸在那样的气氛中，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群众、群众力量、人心所向。其实，“山茶社”的“大家唱、大家跳”活动不完全是文艺娱乐性质，更多的是把它当作跟敌人作斗争的武器。因为学生没有刀枪，唯一的武器就是嘴巴，用来争辩、唱跳，这样可以激发群众、感染群众。

1948年5月，上海一万多名学生在交大举行活动

参加革命理论学习

加入“山茶社”不久，全校学生中又掀起了“革命还是读书”的思想大辩论。“山茶社”组织了革命理论学习，让我逐渐有了比较系统与成熟的观点。当时学的主要内容有《自然辩证法》、《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教材是油印的，教课的老师是我们“山茶社”社长许健。我们这种理论学习是在社团内部秘密进行的，外面的同学都不知道。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山茶社”那段经历中最让我受益的就是理论学习。可以说，我之所以投身地下革命战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占了很大因素。不过，我不是等所有问题都相通了才参加革命的，而是一边发生思想转变，一边参加革命运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小姐，报纸上看看日期啊？”

1948年9月，当时交大总支副书记祖振铨找我，让我参加上海市地下学联的地下报——“学生报”的发行工作。我说我从来没做过，用什么工具去？他让我学自行车。结果，我学了三天自行车就上街了，连方向都不认识。记得当时好几次走到衡山公园路门口的五条岔路时，自行车就不会打弯，只好下车推着走。

1949年5月，遭国民党逮捕的部分交大学生返校后合影（前排左起：杨念如、魏瑚、章苏斐、郭可评；后排左起：刘大成、马昭彦、陈元嘉）

在小组里，每个送报员各有地域分工，主要是针对学校发送。我当时负责的学校是卢湾区的中华工商学校、比乐中学。取报的时候，我们有时是到小组长家里，有时是小组长派人给我们。每个星期送一次，都是事先约好人，地点暗号都有，每次暗号都不一样。

当时比较用得多的是拿张报纸问：“小姐，报纸上看看日期啊？”有时候会说：“借一支笔给我”或者在“我这个笔是什么牌子，别的牌子没有。”除了送报纸外，有时还会传递一些消息、小纸条，他们有自己的语言，我们不会看，跟学生报一起发下去。送完报后，大家要相互通个电话，确认任务已安全完成，最后才解散队伍。

为了保密起见，我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冰，跟我妈妈姓。现在想想，其实每次去送报都面临险境，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为身上有地下报纸，既逃不掉的，又丢不掉。不过，后来做的时间长了，也就不会想得那么紧张敏感了，就当作普通的日常任务，该走就走。

交大“九头鸟”播音员

在上海市地下学联送报送了半年，到1948年底1949年初，组织上突然通知我，让我回交大。我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工作干得不够好，后来听说是学生自治会创办了“每日新闻社”，想通过大字报和广播的形式向校内外师生群众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宣传党中央、新华社的电讯，扩大影响。因此，需要一个播音员。当时，许多同学都认为我口齿比较清楚，语调比较动听，极力选我去当这个“九头鸟”喇叭的播音员。

“九头鸟”播音器

其实，这份工作是很危险的，等于完全晾在敌人面前，虽然念的稿子可以隐藏起来，但喇叭是隐蔽不了的。所以，当我接受这个任务时，就已经作好了坐牢的准备。这个喇叭一叫，不仅学校里面的师生听得见，整个徐家汇的群众都听得见。解放后，我曾亲眼看到过很多单位同事在写入党申请报告时，说自己解放前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就是到华山路去听“每日新闻社”的广播，可见影响不小。

师生争相阅读“每日新闻”

为了全市学生大会能够在交大顺利召开，4月2日那天，总支书记庄绪良特地找到我：“魏瑚，今天下午这个会可能比较紧张，你赶快去安排一下，喇叭播音还是由你负责。”我马上跑回去，先把平时播音用的破纸条、书籍清理了一下，扎在一块，丢到女生宿舍厕所间的草纸堆里，防止落入敌人之手。

等下午的大会时间一到，学生自治会就有人把南京同学受迫害的报告、上海方面的支援报告给我，让我通过“九头鸟”广播出来。我在台上念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几个特务学生在体育馆与容闳堂附近，随时准备搞破坏。同志们都比较紧张，临时决定组织二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在台前二、三排站岗，防止敌人上台强行逮人。后来总算有惊无险，平安开完大会。白天“九头鸟”广播不响或者换人广播，将会引起校园内人心混乱。就这样，我一直坚守在“九头鸟”的工作岗位上直到解放。

1948年5月，矗立在交大校园内的“民主堡垒”

她是交大女生，更是共产党的女战士

她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献给了地下党的革命工作

在上海解放70周年的日子里

让我们向所有地下党员

浴血奋战的英勇事迹致敬！

向他们赤胆报国、忠于人民

的爱国情怀致敬！

来源：上海交大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

编辑：徐骞

责任编辑：金雪 祁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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